自特朗普胜选以来，中美经贸关系便成为各方热议的焦点。借此机会，我愿就这一话题分享几点个人见解。首先，特朗普新政虽在某些方面延续了过去的政策，但也不乏新的元素。我将基于现有信息，对其中的三点动向进行初步探讨。其次，我们需审视过去几年中美经贸关系的演变，并据此进行一些前瞻性的讨论。最后，我将简要探讨我国的应对策略。
需要明确的是，我所说的三点动向并非针对具体的政策，而是基于现有信息对特朗普后续政策走势的一种推测。特朗普此次选战取得超预期的大胜，从政治学角度来看，几乎是一场出乎意料的“乌龙事件”。几个摇摆州纷纷倒向特朗普，这一重要变化反映出美国或发达国家现阶段民意变化的新特点。
特朗普胜选后迅速组建内阁，与经济相关的部门共有七人六部。其中，财政部长一职由全球知名对冲基金资深人士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担任。他曾在索罗斯对冲基金担任掌门人多年，擅长全球做空交易，对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与大国关系的判断时常融入他的交易模型中。贝森特在被提名为财政部长前，曾向媒体详细阐述了他关于美国经济的3-3-3战略，即削减预算赤字、放松管制和增产传统能源。这一战略为我们观察他设计和实施美国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了背景信息。
即将出任商务部长的霍华德·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同样出身华尔街金融界，其公司还经营着稳定币——泰达币（Tether）。这一背景对观察特朗普比特币政策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和另一位以企业家身份从政的维韦克·拉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将主管新设立的政府效率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 简称DGE）。这一部门的设立在美国联邦政府中前所未有，对特朗普的新施政意图负有重大使命。考虑到马斯克对中国经济的深入了解和认知，他对后续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同样值得观察。
特朗普在其首任期间重新定义了美国经济与安全的关系，指出传统观点认为经济安全影响国家安全的理解并不准确，因为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这一理念以及对华政策的新方针实际上被拜登政府大体接受。与此新命题相联系的是，近年来担任美国国务卿和国家安全助理职位的高官在关心和讨论问题时，时常会“越界”涉及经贸关系议题。因此，候任国务卿卢比奥（Marco Rubio）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沃尔茨（Mike Waltz）也被视为与财经团队相关的内阁人员。
远距离观察特朗普新内阁成员的构成，可以发现他们对特朗普理念的共识度有所上升，但同时也增加了某种多元复合性。这一特点后续会产生什么影响同样值得关注。回想起2018年1月，我随团前往美国参加“中美经济二轨对话”。当时，美方对华关税战尚未打响，但我们在华盛顿特区（Washington D.C.）会见财经和安全部门官员时，已明显感觉到对方的画风发生了变化。这促使我在回程航班上草拟了一份简报初稿，提出中美贸易战风险会显著增加。
从2010年开始，我们的对话团队每年都会前往华盛顿特区拜会这些联邦政府部门的相关官员。然而，2018年初的情况与以往截然不同。对方不约而同地表达抱怨、委屈、倾诉或控诉，给我和团队同事都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今年与2018年相比又有所不同，美国官员似乎有了一些反省和自责。例如，美国候任国务卿卢比奥就表示，目前美国在中美经贸关系方面面临的困境“不怪中国”，而是要“怪我们自己”。这一表态既有些悲情，也透露出一些自省的意思。
美方政要和精英在评论内外形势时，常提到这是大变局的开始，甚至强调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这些略带夸张的表达，或是为了凸显美国经济社会内部的矛盾和危机风险，或是为了强调外部环境特别是中美竞争态势所带来的压力。未来难以预判，但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美国会倾尽全力来应对中国。
当然，中美大国经贸博弈的结果并不取决于美方政要精英的意愿，而是由双方和世界其他经济体的认知和选择等复杂因素共同决定。这些因素及其未来的消长演变是观察中美经贸关系走势的关键。基于这一理解，我们来探讨特朗普新政可能的三点动向。
首先，美国经济增长的困境与超常选择。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在经济政策上有同有异。两党都追求经济增速的最大化，这是他们的共同点之一。然而，在新世纪以来，绝大部分年份里，两党都实施了超常的货币政策。尽管他们对美联储的具体政策可能有所微词和质疑，但在货币放水问题上，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别。然而，在财政和监管政策方面，两党的立场却存在明显的差异。民主党倾向于做加法，热衷于加税、扩大支出（如社保、新能源投资等）和加强监管等；而共和党则倾向于做减法，喜欢在减税、削支、去监管等方面做文章。
特朗普要实现其“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简称MAGA）的目标，无疑也会追求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速。但是，他面临前所未有的制约条件和困难。因此，他不得不试图通过政府瘦身的超常手段来谋求高增长。这一点可以从候任财政部长贝森特早先向媒体系统表达的经济政策思路中看出端倪。贝森特把他的政策思路概括为3-3-3目标，其中一个3就是要求经济增速达到3%。这一目标意愿虽然可以理解，但实现起来却困难重重。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特朗普可能会采取一系列超常措施来刺激经济增长。这些措施可能包括进一步减税、削减政府开支、放松监管等。然而，这些措施也可能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如加剧财政赤字、增加经济风险等。因此，特朗普需要在刺激经济增长和控制风险之间找到平衡点。
其次，特朗普新政可能会加强贸易保护主义。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就曾多次表示要保护美国工人的利益，减少外国产品对美国的冲击。因此，他可能会采取一系列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来限制外国产品的进口。这些措施可能包括提高关税、设置贸易壁垒等。然而，贸易保护主义虽然可以在短期内保护国内产业和工人利益，但长期来看却可能损害全球贸易体系和经济增长。
最后，特朗普新政可能会加强对外投资和技术的控制。随着全球化和数字化的不断发展，对外投资和技术合作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然而，特朗普可能会担心外国投资和技术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因此，他可能会加强对外资和技术的审查和限制。这些措施可能会阻碍外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和技术合作，从而影响美国的创新能力和经济增长潜力。
面对特朗普新政的这些动向，我们需要保持冷静和理性。一方面，我们要加强自身的经济建设和创新能力，提高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加强国际合作和协调，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和危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中美经贸博弈中立于不败之地。 然而，在追求既定目标的征途中，我们遭遇了重重客观束缚，迫使我们不得不采取非同寻常的策略以寻求突破。为何3%的经济增速显得如此遥不可及？首先，让我们从历史的图表数据中寻找线索。回望上个世纪，美国的经济增速曾长期傲视群雄，稳稳地站在3%的门槛之上。然而，跨入新世纪的大门后，这一数字仿佛被施加了魔法，逐渐滑落至2%左右徘徊。尽管过去四年间，得益于疫情期间采取的极端刺激措施，经济增速勉强爬升至略高于2%的水平，但这却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释放出40年来未曾见过的通货膨胀巨兽。由此可见，从长期的历史视角审视，3%的增速无疑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
再者，从潜在增速与现实增速的微妙关系中，我们同样难以觅得经济增速显著跃升的曙光。以菲利普斯曲线为镜，近年来的高通胀犹如一面照妖镜，揭示了现实增速已经悄然超越了潜在增速的界限。若欲驯服这头通胀猛兽，往往需以牺牲经济增速为代价，接受一个更为平缓的增长轨迹。此外，美国的失业率已降至历史低位，奥肯法则的棱镜之下，现实增速同样映射出超越潜在增速的幻象。
进一步审视当前的经济版图，美国似乎已难以毫无顾忌地挥霍货币与财政刺激这两大法宝。美联储的高利率政策和资产负债表缩减计划如同一剂猛药，虽已使通胀水平显著回落，但如下图所示，彻底驯服通胀仍面临服务项目通胀的顽固粘性以及一系列结构性因素的掣肘。在此背景下，未来的扩张性货币政策难以再现疫情前那般的汹涌澎湃，零利率加量化宽松的超级宽松时代已然成为遥远的记忆。而财政政策则更是步履维艰，受限于缩减赤字的目标，大手笔的财政刺激措施已成为昨日黄花。贝森特提出的“3个3”目标中，首要之务便是到2028年将联邦财政赤字率削减至3%。这一目标本身无可厚非，但如下图所示，美国联邦债务率已攀升至二战以来的历史新高，高利率和高收益率的环境更是让联邦政府的利息支出如脱缰野马般飙升，彻底颠覆了此前学界关于负债率与财政可持续性无关的论断。因此，整顿财政、削减赤字已成为美国的当务之急。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自疫情以来，美国的年均赤字率已高达9.6%，而疫情前2010至2019年的年均赤字率也维持在4.8%的高位。要将这一数字大幅压缩至3%，不仅难度重重，更意味着财政政策将彻底告别宽松时代。在货币与财政政策工具双双受限的困境下，若想将经济增速提升至3%，便只能另辟蹊径，通过“去监管”来挖掘潜在增速的宝藏。
“去监管”作为共和党的传统政策主张，其内涵远非简单的立法或行政命令所能涵盖。特朗普新政中的“去监管”更像是一场深刻的体制革命，它不仅要削减管制政策，更要从根本上改变官僚体制的结构。通过设立政府效率部，大刀阔斧地裁减官僚人数，从而釜底抽薪地减少各类管制政策，释放经济活力，推动潜在经济增速的攀升。我曾用“宏观调控保稳定，深化改革上台阶”来描绘中国经济增长的轨迹，强调在不同时期推出的重大改革政策如何释放经济增长潜力，推动经济迈上新台阶。尽管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制度环境截然不同，但“去监管”这一举措同样蕴含着体制和机制改革的深意。从积极的角度看，美国这一政策设计似乎也在寻求着“改革上台阶”的契机，逻辑上并非毫无道理。
然而，现实是否如理论般美好？特朗普试图将马斯克收购推特后大幅减员增效的成功经验直接复制到国家治理层面，这一大胆而新奇的设想究竟能否让美国经济凤凰涅槃，还是会打开混乱甚至灾难的潘多拉魔盒，一切都充满了未知。毕竟，“去监管者”触及的是官僚体制内部的核心利益关系，是对近现代国家治理深层结构的一次勇敢挑战。这场史无前例的“刀口向内”改革，无疑会遭遇难以预料的巨大阻力和风险。
另一方面，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的另一番喊话同样引人关注。10月30日，他宣称要对金砖国家的货币采取制裁措施，并誓言要遏制任何挑战美元国际地位的企图。这番言论虽然充满了特朗普式的捕风捉影和夸张渲染，却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特朗普政府或将改变对去美元化潮流的立场，从维护美元国际地位的角度出发，正面应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时代潮流。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特朗普所提及的“金砖国家货币”实际上并不存在。金砖国家自2023年8月扩容为“10+13”格局后，一直致力于推进经贸财金、政治安全和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尽管国际社会对金砖国家在货币领域合作的讨论时有耳闻，但喀山金砖国家峰会公告中仅提及“金砖国家要推进跨境支付和本币结算领域的合作”，并未涉及任何货币安排。因此，特朗普的这一表态更像是一场自说自话和借题发挥的闹剧。
从国际货币使用指标来看，尽管人民币的使用程度有所增长，但美元的地位并未因此受到根本性动摇，依然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绝对优势地位。正因如此，美国有专家认为特朗普的高调喊话显得多余且缺乏信心。然而，从当代全球经济金融格局的演变趋势来看，特朗普的这一喊话也透露出一些值得深思的信息。它折射出了美元地位正遭受质疑和面临压力的现实。尽管美国依然保持着超级大国的综合实力优势，但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快速追赶下，其常规经济优势和相对竞争力正呈现出趋势性减弱的态势。
面对这一现实，美国或许需要更加审慎地思考如何维护其国际货币体系的领先地位，如何在全球经济的变革浪潮中保持其竞争力和影响力。而“去监管”和捍卫美元地位这两大举措，无疑将成为美国未来经济战略中的重要棋子。它们能否发挥预期的效果，又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美国乃至全球经济的格局，一切都将在时间的洪流中逐渐揭晓。 美元作为全球货币霸主的地位，正逐渐显露出力不从心之态。尽管国际货币体系自带一种独特的自我强化机制，使得宏观经济实力与国际货币地位之间的升降并不总是遵循直线逻辑；然而，任何诞生于特定历史背景的事物，都将在历史的洪流中迎来其终结之日，美元的霸主地位亦不例外。
近年来，国际社会对改革现有货币体系的呼声日益高涨，这并非空穴来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与近年来的大通胀，均源自美国的经济政策失误，它们不仅重创了全球经济，也严重削弱了美元的国际地位。金融危机之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达到高潮，这绝非偶然。
此外，美国频繁利用货币和金融制裁手段，这一行为虽短期内或许能达到其政治目的，但长远来看，却是在透支美元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客观上加速了国际去美元化的进程。特朗普政府对此并非毫无察觉，他们意识到了美元面临的潜在风险，并试图通过一系列政策来遏制这一趋势。然而，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虽表示不会支持任何其他货币来取代美元，但其言行举止间却透露出对美元地位的担忧，甚至有人猜测，他可能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对人民币国际化政策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
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立场似乎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可能引发新的矛盾。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内，他倾向于通过弱化美元来减少贸易逆差并扶持国内就业，这一政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美元指数的回落。然而，在大选期间，他的副手万斯却公开表示支持弱美元，甚至认为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并非不可或缺。而特朗普最近对“金砖国家货币”的高调提及，似乎又在暗示他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早先的弱美元立场。但如果他转而通过强化美元来维护其国际地位，那么这将与他改善国际收支的目标产生直接冲突，使得相关政策陷入矛盾与纠结之中。
这一系列变化也间接提醒我们，新兴经济体在推进本币国际化的过程中，必须同时提升生产供给与消费能力。就我国而言，虽然近年来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在最终消费能力方面仍存在明显短板。这一短板不仅限制了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影响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反观美国，之所以能频繁挥舞关税大棒以谋求自身利益，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全球最大的单一国内消费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巨大贸易逆差。这正是特朗普在威胁说“他们可以去找另一个‘冤大头’”时所依据的逻辑背景。虽然一般而言，大规模外部逆差是经济实力偏弱的体现，但在特定环境下，却可能成为应对关税战的有利条件。以中美双边经贸关系为例，我国对美国出口远大于进口，若美国选择对我国出口商品加征关税，我国在反制措施上确实面临数量上的限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坐以待毙，而应积极寻求应对策略，以维护自身利益和全球经济的稳定。